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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凸显主流意见要依托中左和中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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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凸显主流意见要依托“中左”和“中右”


在刚刚闭幕的大梅沙创新论坛上,凤凰大学问就研究与决策的关系、传统文化资源和主义之争等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剑涛教授。谈到*策建议,任教授认为学者应尽量提出*策取向的多元可能性,但不必承担*治决策的后果;对复兴传统文化时把传统文化说得美轮美奂、毫无缺陷,任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反历史的态度,不利于我们解决传统和现代的有机性对接;另外,现代社会各种极端立场可以对冲并导向理性见解,不必凸显主流意见而导致社会观念的一元化。


        学者和决策者的家国情怀应当大处体现、小处实施


  凤凰:任教授您好。您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非常有代性的人物,您的观点公众也非常熟悉,今天咱们就进行一些漫谈。首先一个问题是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学术研究与*治决策之间的关系。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您身上有比较典型的体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剑涛:首先,确立学术研究与*治决策之间的恰当关系,需要准确定位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这里的学术研究,自然是指对策性的学术研究。二者的关系是,学术研究、不同主张、相互争论、百家争鸣。学者提出对策,决策者根据局势做出选择,进行决断,付诸路线、*策、方针。学术研究自由度非常大,针对性相对较弱,学者指出*策取向的多元可能性,但不必承担*治决策的后果。在对策研究中,具体对策跟*治决策有密切关系。基础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和其他的专门学术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的*策指向,更不用承担*策决策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必须要区分两种类型。我们这里所谈的学术研究与*治决策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对策性研究与*治决策的关系。对策研究,最近五年到十年非常热门。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路如何,是个关键,对策需求强劲。


  其次,对中国对策研究来讲,必须处理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基本方案和顶层设计的问题。这个时候的对策需要,就激发了各种有*策关注的人士,提出他们的对策方案。对进行对策研究的人来讲,必须注重学术研究的三个指向:


  一是对策的理性性质有没有保证,不要以个人的价值偏好、基本立场、强烈主张来干扰自己的对策研究。


  二是必须尊重对策研究的多元性,提供给领导决策以多种方案,而不是只认自己一种方案的绝对正确性,对其他方案严格排斥。


  三是必须在研究中形成针对具体事实和对策需要的经验基础,而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杜撰。中国学者的对策研究,往往出现将书斋中的价值信仰直接用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对策研究,严格来说,是学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对决策者来讲,对对策研究不要有苛刻的要求,不要上纲上线,不要动辄就要他们对*和国家前途命运负责。一般的对策研究者,负担不了这样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必须由决策者本人承担,而不是由决策研究者来承担。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学术研究的自由性与决策选择的严肃性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对策研究风险比较大。因为,长期以来决策者对对策研究要求过高,尤其是*治要求过高。对策研究者一个最大的问题,则是对自己*策的针对性和理性性质要求相对较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必须进入同一个理性场域,才足以解决问题。当然,所有的对策研究、甚至所有中国学者,对国家发展的关怀所体现出的家国情怀,都是值得肯定的。有必要肯定一切展开对策研究的人士,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热爱,在主观上应当予以高度肯定。需要指出,学者的家国情怀,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彼此间不能绝对排斥。所谓绝对正确,就是老子天下独大,别人说的都是错的。只要跟我一言不和,我就肆意谩骂,且动辄以非常粗俗的语言贬斥对方的意见。一般而言,无论对策者意见是极左、极右,中左、中右,都应该相互尊重。才能真正展现出对策者对家国的热爱,凸显其*策对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时,学者和决策者的家国情怀,应当从大处体现,从小处实施。所谓从大处体现,就是要看到自己家国情怀的长远性、全局性和长程性。而不是说自己的家国情怀,仅仅表现在对当下事物的情感性、具体性、愤懑性上。学者表现自己家国情怀的时候,常常以自己的情绪,来代替对国家、民族的理性、长远和全局的思考。这样一种家国情怀,如果在私人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危害。但是在针对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前途命运、未来发展这些问题上,就会引发误导。学者一定要有大局意识,要能够把自己的家国情怀约束在理性的平台上,这样才足以做一个好的研究,对国家决策有一个理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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